2020, Vol. 37
2. 广东省土地利用与整治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642;
3. 广东省土地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 510642;
4. 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 长沙 410007;
5. 湖南省第二测绘院, 长沙 410119
2.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Land Use and Consolidation, Guangzhou 510642, China;
3. Guangdong Province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L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4. Hunan Land and Resources Planning Institute, Changsha 410007, China;
5. Hunan Seco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itute, Changsha 410119, China
耕地资源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生活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必须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在目前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耕地资源大量流失，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的59.15%[1]，2030年将上升至70%[2]，逐年上升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使我国耕地资源不断被占用，已逼近18亿亩（1亩=667 m2）耕地红线。尽管我国出台了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但耕地质量却因补充的低质量耕地而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现代农业中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耕地土壤质量下降，加剧了耕地资源质量的恶化[3-4]。飞速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下，耕地撂荒不断涌现、优质耕地减少、耕地污染等已经威胁到耕地粮食生产能力与耕地利用保护。
耕地资源承载力是对区域耕地、粮食、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系统透视，是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的重要依据[5]。早期的研究中将耕地资源承载力定义为一定时期、一定生活水准下某一地区能够供养的人口限度[6]，随后，胡新艳等[7]将粮食产量纳入概念范围之中。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中，耕地作为第一大类，与土地的联系十分密切，因此，耕地资源承载力与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发展和演变是分不开的。目前耕地资源承载力以及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基本上都以粮食生产与人口数量为主线，关注粮食产能与人口容量之间的关系等。因而，研究耕地资源承载力可以掌握耕地、粮食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制定合理耕地资源保护政策和耕地质量提升措施，科学地确定保护粮食安全的产能规模与基线，同时有助于预测和控制人口发展规模。
然而，研究和讨论耕地资源承载力时，因其具有时间性、空间限制性、开放性等属性[8-9]，所以耕地资源承载力研究通常会涉及到复杂的自然、经济、社会要素，并受到这三方面影响因素的驱动。目前的研究虽普遍将这些影响因素指标化，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使其能够运用到耕地资源承载力的计算和评价中，但仍然缺乏科学有效的影响因素识别方法，导致影响因素的选取或识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10-11]。因此，本文对承载力的概念以及土地和耕地资源承载力评价的主要模型、影响因素识别方法进行了回顾，梳理比较了各类模型和方法的优缺点。最后聚焦于耕地资源承载力领域，针对目前耕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展望了耕地资源承载力研究对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与意义。
1 耕地承载力研究现状 1.1 承载力的概念与发展承载力最初源自工程地质领域，其本意是指地基的强度对建筑物负重的能力，是评价地基稳定性的参数[12]。1798年，英国人口学家Malthus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一书，提出地球能容纳的人口数量是有限的，是承载力概念在人口问题上最初的体现和应用。Verhlust[13]根据该观点建立了logistic方程，使承载力的概念有了具体的表达式和数学内涵[14]。1921年，Park等[15]在有关研究中将承载力概念扩展至生态学领域，将承载力表述为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而后，Odum[16]在《生态学基本原理》一书中将承载力定义为在某种环境条件下，某种生物个体可存活的最大数量的潜力。由上可知，承载力概念萌芽于生态学与生物学的认识，这时期的承载力特点是关注极限的容纳量，并没有涉及到对承载力运作机制的研究，研究对象的范畴也十分有限。至20世纪末，随着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的爆发，承载力的概念被逐步引用到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中[17-20]。引用过程中，承载力概念的发展经历了种群承载力（研究极限容纳量）、资源承载力（研究单要素的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生态环境）和生态承载力（研究区域综合资源环境）四个阶段[21-30]。
总之，承载力并非一个静态的、固定不变的极限承载数量，而是取决于技术手段、资源偏好以及生产消费结构的非线性的动态概念[22]。在应用层面上，承载力融入了生态学和生物学、人口生态学等研究领域[31]，在实践层面上，承载力可表现为一定时期一定技术水平下特定自然资源对人口或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资源承载力），或某一区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承载容量（环境承载力）等。因此，承载力的概念逐步由单一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发展成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复杂系统特征的复合概念。
1.2 耕地资源承载力研究现状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促使学者们愈来愈关注单要素的资源承载力研究[32-34]，如水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和耕地资源承载力等。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之一，土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能够承载多少人口等有关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成为自然资源领域关注的焦点。
而耕地资源承载力与土地资源承载力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绝大部分研究只将耕地资源作为代表性的土地资源进行研究，而并没有拓展到整个土地资源领域[35-37]，直至21世纪初，才逐渐开始拓展到城市土地资源领域[38-40]。本文旨在对土地资源承载力、耕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对关键影响因素识别以及耕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的发展进程进行讨论。
1.2.1 土地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作为人类生存所需的重要自然资源，自Park等[15]在1921年首次在生态学领域提出承载力的概念之后，土地资源承载力就成为了承载力研究中开始较早且研究历史最长、研究成果最多、最为成熟和完善的领域。土地资源承载力通常与人口数量、粮食产能相联系，1965年，Allan[41]提出了以粮食为标准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计算公式，但公式中缺乏对资源要素和人类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考虑，比较片面，属于一种粗略的计算。1970—1980年，澳大利亚学者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分别采用了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和AEZ法（农业生态区法）对澳大利亚及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了计算[42-44]。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计算模型（ECCO模型），用于模拟区域人口数量与承载力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正式起步的标志是1986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持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项目的完成。该项目为中国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开辟了道路，而1989—2000年期间完成的“中国土地的食物生产潜力和人口承载潜力研究”与“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能力研究”更是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45-47]。但目前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并未统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定义由封志明等[36]提出，认为土地资源承载力一般是指一定地区的土地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即土地资源人口承载量，其实质是研究人口消费与食物生产、人类需求与资源供给间的平衡关系问题。
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硬件设备等各领域研究的创新和进步，加之新时代国家对于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视，许多学者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领域和评价方法进行了拓展和创新。有学者借助ArcGIS等计算机软件，运用相关评价模型，对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评价[48-51]；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构建土地资源承载力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从自然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对承载力限制的角度，进行综合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39, 52-53]。
从近年来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土地资源承载力仍以粮食产能、人口承载为核心内容，但研究重心已从结果计算向研究过程与机理转移[54]，土地资源承载力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分析将成为将来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1.2.2 耕地资源承载力耕地资源承载力是土地资源承载力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耕地作为土地类型的一种，具有与土地高度重合的自然、社会属性，并且人类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关注与研究已有近400年的历史[55]，所以土地资源承载力为耕地资源承载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以及方法上的参考。耕地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实践基础来自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提升耕地质量所做的各项调查研究[56-57]。如土地资源调查、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农用地产能核算、耕地质量调查与监测、耕地质量等级更新评价等，都为耕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提供了数据和现实支撑。
目前，单纯进行耕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对耕地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封志明[5]、高岩[58]、熊平生等[59]、谢平等[60]、张贵军等[61]、郭杰等[62]。这些学者们对耕地资源承载力的定义、计算方法、研究目标等做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其中，封志明[5]从粮食的现实生产力和作物潜在生产力的估算入手，描述了耕地资源承载力的定义，并预测了耕地可承载的人口数量；高岩[58]则将耕地资源承载力定义为一个地区在保证农业生态向良性循环演变条件下，其耕地在一定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下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并分析预测了2000年山东耕地生产能力及人口的发展趋势和消费水平；熊平生等[59]通过确定并计算土壤有效系数和社会有效系数，得到耕地社会生产潜力，运用“机制法”的理论探讨重庆地区耕地人口承载力问题；张贵军等[61]对以石家庄市的耕地资源现实粮食生产潜力和可承载的人口数量进行了评价，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进行了预测；郭杰等[62]认为耕地资源承载力的测算主要是对粮食产能进行评估，粮食生产主要受气候自然条件、土地因素影响，同时还受到要素投入和种植偏好等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村域的粮食产能，进而影响到以粮食生产为表征的耕地资源承载力。
由以上研究可见，耕地生产潜力、耕地人口承载数量、耕地粮食产能是耕地资源承载力的主要研究内容，而其中针对人口数量的动态化预测以及保障粮食安全的研究更是其中的重点。
2 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就目前已有的承载力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而言，承载力的研究对象大部分是复杂多变的系统类事物。如：水资源系统、生态系统、耕地资源系统、土地资源系统、环境系统等，这意味着承载力的研究对于资源系统的可持续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资源系统内部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外部因素对资源系统造成的影响也会使某个资源系统的承载力发生变化，两者是耦合的关系。故在选取评价方法同时，应关注承载力关键影响因素识别方面的可行性，减少因影响因素的不适用使承载力评估效果不佳的情况出现。
2.1 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影响因素是指在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等系统中对耕地资源承载力具有影响能力的要素，可以分为驱动因素（正影响因素）与障碍因素（负影响因素）。驱动因素与障碍因素都会对承载力的承载状态造成影响，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更是导致承载力发生显著变化的主要贡献者[63-64]。在承载力评价过程中，国内外学者通过对承载力系统内部的机理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构建了耕地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体系。根据对以往相关文献的分析，使用频度统计法，本文统计了影响因素体系中各类型下被选取频率位于前五的代表性影响因素（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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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影响因素归纳分类表 Table 1 Summary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
根据研究的空间尺度不同，耕地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具有以下的分类特征：
（1）从省级尺度来看，通常很少进行耕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主要是以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为主。省级尺度研究对象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中，一般将承载力分解成各类子系统，由子系统构成一级指标，再由分属于各子系统下影响因素构成二级指标。比如可以根据所采用的不同评价方法，拆解为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子系统；驱动力子系统、压力子系统、状态子系统以及影响子系统；经济社会、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科教管理子系统等。而子系统内的指标则可以选择人均GDP、工业废水处理率、人均耕地面积、公共绿地面积、城镇化率等[65-67]。
（2）从县市级尺度来看，主要进行城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并且将耕地资源承载力作为城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一个分类评价指标。如在县市级尺度研究对象的承载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中，土地资源承载力大致由三个一级指标表征，分别是耕地资源承载力、建设用地承载力、生态用地承载力，以这三个一级指标为基础，可使用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建设用地、人均粮食占有量等二级指标计算一级指标（如耕地）的生产潜力或承载能力。综合一级指标的计算结果，评价得出县市尺度的土地资源承载力[82-84]。
（3）从村镇级尺度来看，大部分研究采用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对小尺度地貌单元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评价[26, 92-94]。而目前村镇尺度的耕地资源承载力评价，其本质是针对耕地资源质量的评价，主要考察自然因素，对影响耕地资源承载力的其他因素，如农户行为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考虑不足[95-98]。所以，村镇尺度上的耕地资源承载力影响因素体系研究仍留有较大的进步与发掘空间。
2.2 关键影响因素识别方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对承载力进行表征，而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则是对承载力系统运作机制的深层次理解。识别关键影响因素，对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约束或提高，可以显著地改变承载力的承载水平。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方法主要分为：（1）专家咨询法以及经验知识；（2）主成分分析法；（3）障碍度模型；（4）DEMATEL（Decision -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模型（表 2）。其中，专家咨询法以及经验知识主要通过借鉴文献资料、他人研究成果和专家打分等方式识别关键影响因素[109-111]；主成分分析法是将原来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115]，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定量分析影响承载力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48, 116-118]；计算影响因素的障碍度，需要引入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以及障碍度三个变量，根据障碍度模型得出每个影响因素的障碍程度，进而识别出关键影响因素[67, 125-126]；DEMATEL模型充分利用了专家经验与知识，通过专家访谈的信息建立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矩阵，进而计算综合影响矩阵，得出各指标的中心度和原因度，完成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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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影响因素识别方法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dentification methods |
总体而言，专家咨询法计算简单，数据处理和结果获取都比较容易，但是存在主观性强的缺陷，在人为因素不可控的情况下，误差较大；主成分分析法与障碍度模型客观性强，识别效果较好，但数据处理繁琐，对数据的精度要求高，依赖性强；DEMATEL模型结合了影响因素矩阵并对专家咨询信息转化，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主客观结合。
3 典型评价模型从承载力概念的提出到应用，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承载力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关于承载力评价方法的研究更是多如繁星。在土地以及耕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成果中，可总结出四种典型的主流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方法，分别是：AEZ（农业生态区）法、生态足迹法、模型指数法与综合评价法。
3.1 AEZ（农业生态区）法农业生态区（Agro-Ecological Zone，AEZ）法是1976年卡萨姆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农业生态区项目制定的计算作物光温生产潜力的方法[137]，由荷兰学者Pierre的概念发展而来[5]，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专门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潜在人口承载能力的方法。AEZ法提出之后便迅速应用到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国家的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的研究中，AEZ法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研究项目是“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该项目从土地、粮食、人口之间的关系出发，讨论了土地的限制性，提出了提高土地承载力的主要措施[36]。时至今日，AEZ法已成为世界上应用范围最广的一个农业潜力评估模型[138]。
AEZ法的操作原理是根据土壤、地形和气候的分布将研究区域划分为逻辑分区。这些逻辑分区被称为农业生态区，生态区内土地的自然生产潜力是相似的[139]。采用AEZ法对耕地生产潜力进行估算，需要经过对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等参数的计算和系数的订正[138, 140]，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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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式中：Y（Q，T，W，S）是作物生产潜力；YQ是光合生产潜力，即某种标准作物的干物质总产量（kg∙hm-2∙d-1）；fT为假设除光和温度外，其他因素都处于理想状态的光温生产潜力；fW为水分订正系数，气候生产潜力就是在光温生产潜力的基础上乘以水分订正系数；fS为土壤修正系数，根据土壤质量评价结果确定。
农业生态区法的实际研究中，谢俊奇等[141]根据中国的特点改进了AEZ法，并将其应用到全国的耕地粮食生产潜力评价的实践中，得出AEZ法是宏观尺度下土地生产潜力的有效评价方法这一结论；蔡成凤等[142]基于淮海市的沿海地理特征，对方法中的订正系数进行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更改，为AEZ方法在更多特殊地区的应用提供了参考；王连喜等[143]运用AEZ模型得出冬小麦生产潜力的产量差，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同限制因素对小麦产量提高的限制作用，利用AEZ模型揭示了气温、降水、土壤等因素对耕地生产潜力的影响。
AEZ法通过计算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等作物的本底生产潜力，从自然因素的角度入手，对耕地生产潜力进行了计算。AEZ法引进中国后，许多学者们都对其进行了参数上的修改，使其能够适应中国的自然资源条件[141, 144-145]，但只有极少数研究考虑了经济因素对耕地生产潜力的影响。总体上来看，AEZ法的优点是：AEZ法计算简单，所需的数据量少并且数据容易获取。缺点是：在地域差异明显、气候条件多变的国家则会面临普适性差的问题，而且面对过于复杂的承载力系统时，参数过多，计算过程会变的复杂[139]。
3.2 生态足迹法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理论最初由Rees[29]于1992年提出，之后Wackernagel等[146]对该理论的计算方法及原理进行了发展和完善。生态足迹法的原理核心可以归结为两点：（1）人类的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会在生态环境中留下“足迹”可供追溯；（2）而维持资源消耗的是生物生存的原始生物区，并且生物区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通过对比人类对自然的消耗量与自然资本的承载量，可以判断研究区域生态系统的承载状况[147]。生态足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一个从供需关系进行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也因为生态足迹模型着眼于宏观层面的资源消耗和承载，这使其能在众多资源承载力领域得到普遍应用。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步骤可分为主要的三步：（1）将各类能源消耗行为折算为不同土地类型和土地平均生产率下的生物生产面积；（2）为消除不同生物之间的差异，将各类生物的生产面积乘以一个均衡因子，得到相同生态生产力的人均生物生产面积；（3）均衡处理后各类系统的人均生物生产面积相加，得到生态足迹。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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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式中：i为各类能源消耗行为；pi为各类能源的平均生产能力；ci为i类能源的人均消费量；aai为人均i类能源折算的生产土地面积；N为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EF为总的生态足迹。
在实际应用研究中，刘东等[148]应用生态足迹模型构建了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指数，从县域尺度评价了我国生态承载力的供需平衡状态；张红等[149]针对舟山市作为海岛城市的资源环境特点，对生态足迹模型做出如下改进：（1）引入新的消耗资源类型，如淡水资源；（2）根据研究区陆地面积的大小，更改特定用地的生物生产面积，之后使用该改进模型评估了舟山市的土地承载力。
在应用过程中可以看出，生态足迹法的优点是：（1）生态足迹模型紧扣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符合承载力研究中对于可持续性的要求；（2）提供了一个新的承载力供需平衡研究视角，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盈余情况[149]。缺点是：不能对自然环境中提供的能源描述完全，如地下水资源和某些自然存量[139]。
3.3 模型指数法模型指数法是指根据研究区域、研究对象和数据基础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模型或者指数，将其用于承载力的计算。模型指数法是各类模型与指数公式的合集总称，承载力领域中最常使用的代表性模型和指数有：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SD）、灰色系统模型GM（1，1）、多目标决策模型[42]、土地承载指数、承载状态指数等，本文主要介绍系统动力学模型和土地资源承载指数。
系统动力学理论方法由195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Forrester教授[150]创立。系统动力学理论综合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知识以及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以系统中的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可以准确地模拟和把握系统间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机制，是研究系统类问题的利器[151]。系统动力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中国，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系统动力学的应用已深入涉及到社会、经济、自然等领域的资源预测、管理、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152]。系统动力学理论在承载力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1980年代初期由英国科学家Slessor教授通过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设计的ECCO（承载能力选择）模型，该模型用于模拟人口变化与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并在非洲做了实际应用研究[33, 36]。目前，在承载力研究方面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应用成果有：Wei等[153]针对城市生态系统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反馈的动态系统，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承载力；在不同的控制情景下，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农产品生产与经济指数变化趋势，以此评估农村居民点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49]；杨子江等[154]同样根据水资源系统复杂多变的特征，设置了五种不同的社会发展类型方案，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不同方案下水资源系统的动态变化。
土地资源承载指数是一种基于人-粮关系建立的评价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指数模型，该模型由封志明等[26]提出并构建。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实际上是现实人口承载数量与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比值，揭示了实际人口与承载能力的相互关系，其中，土地资源承载力被定义为粮食总量与人均粮食消费标准的比值，代表着一定粮食消费水平下，研究区粮食产量能供养的人口规模，具体公式：
土地资源承载力（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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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式中：LCC为土地资源承载力，人；G为粮食总产量，kg；Gpc为人均粮食消费标准，kg·人-1。
土地资源承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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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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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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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式中：LCCI为土地资源承载指数；Pa为现实人口数量，人；Rp为人口超载率；Rg为粮食盈余率。
之后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对土地承载力指数模型进行了应用和改进：谢平等[60]从人粮关系的视角计算了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通过更改土地承载力指数比值结果的表征意义，利用土地承载力指数表征了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全江涛等[48]对指数模型进行了改进，添加了土地资源限制度模型，在计算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了土地资源视角下的人口的数量、限制和分布特征。模型指数法的优点是客观性强、易于解决系统问题且评价结果准确性较高；缺点是模型指数法对数据的要求较高，并且需要研究者对研究的承载力系统有足够的了解，才能选择合适的模型。
3.4 综合评价法自承载力引入资源环境领域学科的研究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为活动日益频繁、自然灾害频发、能源资源衰竭等问题的不断出现，生物的生存环境开始变得复杂，承载力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复杂程度也逐步攀升[139]。学者们发现，只有少数影响因子参与运算的计算模型和仅基于简单数学关系的指数公式已经无法完整地反映和揭示承载力系统中日益复杂的各类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155-156]。因此学者们开始寻求一种更为全面、系统的承载力评价测算方法，使综合评价法成为了承载力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徐永胜[157]在探讨土地人口承载力的性质和影响因素时将指标体系引入了研究中，认为土地对人口的承载力是由各类影响因素构成的指标共同影响的，该研究是综合评价法在承载力领域应用的最初尝试。20世纪90年代后，综合评价法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各式各样基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开始涌现：一些学者将综合评价法与一种模型或方法相结合，如系统动力学模型、优化投影寻踪模型、均方差决策法、供需平衡指数等，以改进评价指标体系中主观性成分较大的缺点[158-161]；或者以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将承载力研究过程中求解各类复杂关系的模型进行分组模块化，纳入以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干的综合集成框架中，对整个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流程化、全面性的评估，从而达到优化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提高评估精度的目的[162-166]。
综合评价法可以将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再结合各类方法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更加全面，适合承载力这类十分复杂系统研究；但仍存在缺陷，综合评价法在小尺度上无法获取到足够的基础数据，且评价过程中的权重确定也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以上4类典型评价模型在耕地资源承载力评价中的应用具有以下特征：（1）生态足迹法和AEZ法适用于数据量少、影响因素较少，宏观尺度的承载力计算；（2）模型指数法与综合评价法适用于数据量中等或较大、影响因素复杂多样的承载力综合评价；（3）根据对比结果，本文建议综合考虑4种方法的优缺点，将生态足迹法、AEZ法、模型指数法与综合评价法相结合，形成一个综合的集成评价框架，以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干，前三者可作为框架中的一个子处理过程。总而言之，多种评价方法集成的综合评价将是承载力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4 讨论耕地资源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十分珍贵和稀缺的生产资料。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耕地资源的保护方面重视程度不够；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使得国内耕地资源利用结构发生了改变，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耕地保护政策。然而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耕地数量的减少速度虽然得到了控制，城市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压力仍然存在，耕地污染和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仍较为严峻。耕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有助于我国现行和未来耕地保护政策的优化。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生产出现了短期停滞，加之东非的蝗灾、席卷全球的旱灾等自然灾害，世界各大产粮国粮食歉收，全球粮食将减产达30%[167]，粮食危机近在眼前。中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锐，粮食安全是首要的问题。耕地资源承载力研究以粮食安全为标准，以测算适度的粮食产能和人口的可持续承载数量为目标，通过对耕地资源承载力进行有效、合理、精确的评价，可以科学地找出最优的耕地资源承载力提升路径，为耕地保护相关政策提供科学、客观的数据参考，发掘在当前耕地质量与利用效率下，保证粮食安全所需的粮食生产规模以及产量。
5 结论本文详述了目前土地资源承载力、耕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进展，回顾和对比了两类承载力的评价模型，包括对承载力中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方式的总结梳理。耕地资源承载力研究涉及到各类影响因素筛选与识别、评价体系的构建、评价模型选取等步骤，但目前研究中并未形成一个综合完善的框架，现有研究中存在以下问题：
（1）耕地资源承载力关键因素识别方法的成果还相对较少，实际应用中容易降低评价结果的有效性。
（2）耕地资源承载力的评价体系具有系统特征，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尺度上的特征。而现有的评价模型方法缺乏对耕地资源承载力系统性、空间性的综合考量，且在村镇尺度上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今后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应优先考虑综合评价模型。
（3）以往的研究多着重于对人口极限承载容量的确定。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科技的进步，工业与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经济贸易的发达，地区间人口流动十分频繁，在未来的研究中，追求土地资源的极限人口承载容量将失去意义。研究应集中在粮食安全的保障和人口的可持续性承载上，对耕地资源承载力进行更全面综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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