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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5, Vol. 32 Issue (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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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艺婕, 王海波, 史静
SHANG Yi-jie, WANG Hai-bo, SHI Jing
外加镉处理下秸秆生物质炭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Effects of Straw Biomass Charcoal on Enzyme Activity in Cd Contaminated Soil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5, 32(1): 20-25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31(6): 513-520
http://dx.doi.org/10.13254/j.jare.2014.0266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14-10-10
外加镉处理下秸秆生物质炭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尚艺婕, 王海波, 史静     
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云南昆明650201
摘要:选取秸秆生物质炭为原料,通过模拟实验,探究外加镉处理下生物质炭的输入对不同类别的土壤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加镉处理为5 mg·kg-1时,土壤碳循环相关的酶在不同生物质炭量的施入时,对Cd 污染土壤反应较为敏感的有FDA 水解酶及蛋白酶;而土壤氧化还原酶中在土壤受Cd 污染的状况下,对不同量的生物质炭的施入具有较强敏感性的酶有脲酶和磷酸酶,其中较为显著者是磷酸酶,其在外加Cd处理下及不加Cd 时变化量为79.40%;同时,对土壤中的碳循环酶、氧化还原酶及这2类酶的总体活性各求几何平均数作为衡量其综合活性的指标。其中,土壤碳循环酶酶活综合指数介于0.071~0.235 之间,在外加Cd 处理的情况下,其值最高为生物质炭用量为2.5%时的0.174,比不加生物质炭及炭用量为5%时分别高出7.4%及19.5%;氧化还原酶综合指数介于0.093~0.202,在外加Cd 处理下,其值最高为生物质炭用量2.5%时的0.131,比不加生物质炭及炭用量为5%时分别高出18.50%及28.90%;土壤综合酶指数介于0.077~0.167,在外加Cd 处理的情况下,其值最高亦为生物质炭用量2.5%时的0.108,比不加生物质炭及炭用量为5%时分别高出16.26%及28.57%。
关键词生物质炭     Cd 污染     土壤碳循环酶     土壤氧化还原酶    
Effects of Straw Biomass Charcoal on Enzyme Activity in Cd Contaminated Soil
SHANG Yi-jie, WANG Hai-bo, SHI Jing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 China
Abstract:Selected straw biomass charcoal as raw material for the simulation,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amount of biomass charcoal applied o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d contaminated soil enzyme activ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soil Cd content was 5 mg·kg-1 and soil carbon cycle enzymes was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biomass carbon, the FDA hydrolase and protease were more sensi-tive to Cd contaminated soil; and under soil oxidoreductase in the Cd polluted soil condition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biomass carbon into soil, urease enzyme and phosphatase enzyme were more sensitivitive. Phosphatase was more significant which changed 79.40% compared soil without Cd. At the same time, calculated the geometric mean of carbon cycle enzymes, oxidoreductase enzymes and the two types of the over-all enzyme were as a measure of its synthesis enzymes activity. Among them,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he soil carbon cycle enzymes activi-ty lay between 0.071~0.235, and when biomass carbon intake was 2.5%, the value was 0.174, which was higher 7.4%and 19.5%respectively than the enzyme without biomass and biomass carbon dosage was 5%;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he oxidoreductase enzyme lay between 0.093~0.202, and when biomass carbon intake was 2.5%, the value was 0.131, which was higher 18.50% and 28.90% respectively than the enzyme without biomass and biomass carbon dosage was 5%;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he soil composite enzyme index lay between 0.077~0.167, and when biomass carbon intake was 2.5%, the value was 0.108, which was higher 16.26% and 28.57% respectively than the enzyme without biomass and biomass carbon dosage was 5%.
Key words: biomass charcoal     Cd pollution     soil carbon cycle enzyme     soil REDOX enzyme    

土壤酶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是一种由生物细胞 产生的生物催化剂。土壤中的各种生化反应都是在相 应的酶参与下完成的,土壤中的酶活性决定了土壤中 进行的各种生物化学过程的强度和方向,酶的活性是 土壤的本质属性之一[1]。土壤酶活性受重金属元素的 污染的影响较为显著,其强弱与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存 在着某种相关性,而土壤重金属污染中的Cd 污染具 有移动性强、生物毒性大等特点,容易通过食物链最 终进入人及其他生物体内,对人及其他生物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因而土壤的Cd 污染问题受到全社会 的普遍关注。由于生物质炭的多孔及比表面积较高的 物理性质,其在Cd 污染土壤修复领域展示出极大的 应用潜力[2],并且大量的实验研究已表明生物质炭输 入可有效降低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Novak 等[3]研 究发现向酸性土壤施入2%的生物炭,可有效降低土 壤中重金属的含量,并认为是生物质炭导致土壤pH 值升高所致;Neill 等[4]研究表明,生物质炭的施入可 以改善土壤结构,同时还可以增加土壤的基础呼吸及 呼吸速率,因而对污染土壤具有修复作用;Beesley[5]在 土壤中施入生物质炭后,Cd 浓度下降了10 倍,植物 毒害也降低显著。但是国内对生物质炭的施用对Cd 污染土壤中各类酶活性的研究较少,且生物质炭对 Cd 污染土壤的具体作用影响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就 该方面对经生物质炭钝化后的Cd 污染土壤酶活性 变化进行分析与研究,以期为生物质炭对Cd 污染土 壤的修复从酶活性改善的角度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选取云南农业大学后山红壤作为试验供试土壤, 将CdCl2·2.5H2O 与去离子水配成母液,稀释成处理 浓度(5 mg·kg-1)后与土壤反复混合均匀,同时设置 Cd空白的对照。选取秸秆生物炭按添加量(0、2.5%、 5%的质量比)进行原状土添加,即得到6 种不同处理 的土样:(1)Cd含量0 mg·kg-1,生物质炭0%(Cd0C0); (2)Cd 含量0 mg·kg-1,生物质炭2.5%(Cd0C2.5);(3) Cd 含量0 mg·kg-1,生物质炭5%(Cd0C5);(4)Cd 含 量5 mg·kg-1,生物质炭0%(Cd5C0);(5)Cd 含量5 mg·kg-1,生物质炭2.5%(Cd5C2.5);(6)Cd 含量5 mg· kg-1,生物质炭5%(Cd5C5)。经处理的土壤样品分装 后置于玻璃温室中,在自然状态下进行老化处理60 d,保持土壤水分在田间水量的70%[6]。后对以上处理 过的6 种样品分别测定土壤中的FDA 水解酶、纤维 素酶、蛋白酶、脲酶、蔗糖酶、磷酸酶及过氧化氢酶的 活性。表 1为试验用生物炭的基本性质。

表 1 生物炭的基本性状 Table 1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ar
1.2 测定方法

对FDA 水解酶(又名荧光素二乙酸酯酶)以无色的荧光素二乙酸为基质,采用比色法来测定其活性; 纤维素酶采用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纤维素 酶解所产生的还原糖量来表示其活性;蛋白酶酶活的 测定采用茚三酮比色法,以24 h后1 g土壤中的氨基 氮的毫克数表示;脲酶的酶活采用苯酚钠-次氯酸钠 比色法,以尿素为基质,测定其活性;蔗糖酶酶活采用 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以24 h后1 g土壤中的葡 萄糖毫克数来表示;磷酸酶酶活的测定采用磷酸苯二 钠比色法来测定,以磷酸苯二钠为基质,在磷酸酶的 作用下,水解基质所生成的苯酚的量来表示;过氧化 氢酶酶活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以每20 min 内 每克土壤分解的过氧化氢的毫克数来表示[7, 8, 9, 10, 11]。为消 除土壤中原有物质对实验结果造成的误差,以上每种 土样的酶活测定均需要设置无基质对照,整个实验需 做无土对照,为使实验结果精准可靠,每种土样的酶 活测定也需做平行对照。 1.3 酶活性综合值的计算

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及各种酶的具体作用及性质, 将所选取的土壤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对土壤碳循 环变化响应较为明显的酶类,包括:FDA 水解酶、纤维 素酶、蛋白酶;第二类为对Cd 活性变化响应较为敏感 的酶类,这类酶也被称之为土壤氧化还原酶,其中包 括脲酶、蔗糖酶、磷酸酶及过氧化氢酶[12, 13, 14]。对这两大 类型的酶活性分别求取几何平均数,作为衡量土壤中 碳循环相关酶及氧化还原酶活性的指标,其中土壤碳 循环酶的公式为[15]GMea1=;土壤氧 化还原酶活性公式为:GMea2=;最 后,对不同处理下的土样的各种酶活性求几何平均 数,作为衡量土壤质量的综合酶活性指标,公式为: GMea=。式中,FDA 代表FDA水解酶活性;Cel代表纤维素酶活性;Pro代 表蛋白酶活性;Ure代表脲酶活性;Inv代表蔗糖酶的 活性;Pho代表磷酸酶的活性;Cat代表过氧化氢酶的 活性。 1.4 数据处理

文中分析数据采用Excel(2007)统计软件及SPSS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加镉处理下生物质炭输入对土壤碳循环酶活性的影响

经测定,不同生物质炭量的输入对Cd 污染土壤碳循环相关的酶活性产生了显著影响。由表 2可以看 出,当试验土壤不加外源Cd 时,不同生物炭量的施 入对FDA 水解酶活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当生物 质炭的含量为2.5%时,该酶活降至最低值,为0.016 8 μg·g-1,比不添加生物质炭时的0.236 9 μg·g-1降低了 92.91%,当生物质炭的施入量为5%时,FDA 水解酶 的活性有所提高,为0.195 9 μg·g-1;而当Cd 的加入 量为5 μg·kg-1时,不同量的生物质炭的施入对FDA 水解酶活性的影响趋于平稳,酶活性之间的差异不明 显,最低值为不添加生物质炭,为0.109 6 μg·g-1,最高 值为生物质炭施入量2.5%时的0.157 μg·g-1,变化量 为29.94%。

纤维素酶的酶活在不同量的生物炭作用下大体 变化不是很显著。当不加Cd 时,纤维素酶的酶活性 随着生物质炭量的增加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递增关系, 从不添加生物质炭的0.102 3 mg·g-1增加到生物质炭 含量2.5%时的0.114 3mg·g-1再到生物质炭含量为5% 时的0.136 4 mg·g-1,分别增加了10.50%和16.42%;而 当Cd的加入量为5 mg·kg-1时,这种递增关系打乱,当 生物质炭的含量为2.5%时,纤维素酶的酶活性最高 为0.133 5 mg·g-1,比生物质炭含量为0 和5%时的 0.117 8 mg·g-1 和0.118 0 mg·g-1分别高出11.76%和 11.61%,由此可见当生物质炭的施入量为2.5%时,纤 维素酶在不同Cd污染程度下的活性变化相对显著。

蛋白酶的酶活性随着不同生物质炭量的加入变 化相当明显,由表 2 的数值可以明显看出,当土壤中 不加Cd 时,蛋白酶的活性从不加生物质炭的0.492 8 mg·g-1下降到生物质炭含量为2.5%时的0.181 5 mg· g-1,下降63.17%而后趋于平稳;而当Cd 的含量为5 mg·kg-1时,土壤蛋白酶的活性随着生物质炭量的增 加也是先显著降低然后趋于平稳,只是酶活的整体活 性水平有所提高,最高为不添加生物质炭时的0.999 2 mg·g-1,当土壤中生物质炭的含量为2.5%时,蛋白酶 的活性下降为0.199 0 mg·g-1,下降80.08%后趋于稳 定;当不加生物质炭时,蛋白酶的活性由不受Cd 污 染时的0.492 8 mg·g-1上升到Cd 含量为5 mg·kg-1 的 0.999 mg·g-1,上升50.65%。由此可见生物质炭含量 2.5%时,蛋白酶的变化梯度相对较为明显。

表 2 不同处理下土壤碳循环酶的活性分布 Table 2 Soil carbon cycle enzymes activity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2 不同处理下的氧化还原酶酶活性的变化

测定表明,受Cd 污染土壤的脲酶活性在加入生 物炭后活性整体降低。由表 3 的数值易于看出当土壤 中不加Cd 时,随着生物质炭量的增加,脲酶的酶活性 改变不甚明显,而当Cd 含量为5 mg·kg-1 时,随着生 物质炭量的增加,该酶的活性亦是相对平稳,只是Cd 含量为5 mg·kg-1 时,脲酶活性的平均水平为0.084 9 mg·g-1,比不加Cd 时的0.116 6 mg·g-1低23.33%。可 见土壤受Cd 污染后对土壤脲酶活性具有抑制作用。

表 3 不同处理下土壤氧化还原酶的活性值 Table 3 Soil REDOX enzymes activity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随着土壤受Cd 污染的不同程度及生物质炭量 的施入,蔗糖酶活性变化显著。当土壤中Cd 的含量 为5 mg·kg-1时及土壤中不含Cd 时,随着生物质炭的 施入,蔗糖酶活性均呈现先高后低的趋势,最高均为 生物质炭的含量为2.5%时,土壤中不含Cd 时,蔗糖 酶活为0.075 2 mg·mL-1 ,土壤中Cd 的含量为5 mg· kg-1 时,蔗糖酶活为0.065 6 mg·mL-1 ,计算可得,这2类的酶活相差0.009 6 mg·mL-1 ,下降12.76%。当不加 生物质炭时,蔗糖酶的活性变化量相对较小,为 6.97%,当生物质炭的施入量为5%时,蔗糖酶活性变 化33.33%。

磷酸酶活性对土壤Cd 污染表现出极强的相关 性,由表 3 的数据可以分析得出当土壤中不加入Cd 时,随着生物质炭的施入,磷酸酶活性先高后低,此 时,该酶活性的平均值为0.063 1 μg·g-1,而当Cd 含 量为5 mg·kg-1时,土壤磷酸酶活性急剧下降,平均值 只有0.013 0 μg·g-1,与不受Cd 污染的土壤相比,下 降了79.40%,变化梯度显著,可见磷酸酶对Cd 污染 土壤的响应异常敏感。而当不加生物质炭时,土壤中 不加Cd 时磷酸酶的活性比Cd 含量为5 μg·g-1时下 降了68.75%,而当生物质炭的施入量为2.5%、5%时, 不同Cd 污染土壤磷酸酶的活性变化率分别为 79.73%和85.07%,变化幅度显著。

当土壤中不受Cd 污染时,随着生物质炭的施入 量的增加,过氧化氢酶的活性先是略微下降后上升; 当Cd的含量为5 mg·kg-1时,随着生物质炭的施入量 的增加,该酶酶活先升后降,最高为生物质炭的含量 为2.5%时的3.317 mL·g-1,比不加生物质炭时的 2.436 8 mL·g-1 及施加5%的生物质炭量的2.623 8 mL·g-1分布高出26.53%和20.89%。 2.3 外加镉处理下生物炭输入对土壤综合酶活性的影响

2.3.1 不同处理下土壤碳循环酶的综合酶活性比较

对不同处理下的土壤碳循环相关的酶活性求几 何平均数(Geometric mean),作为衡量土壤碳循环酶 的综合指标,其计算结果如图 1 所示。从图 1 中可看 出不同处理下的土壤碳循环相关酶活性变化,在土壤 不受Cd 污染的情况下,土壤碳循环的酶活综合指数 值最高为生物质炭用量为2.5%时,其值为0.235,而当生物质炭的施入量为5%时,酶活性下降显著,为 0.707,下降了69.92%;当土壤Cd 含量为5 mg·kg-1 时,土壤碳循环酶活性综合指数值最高亦为生物质炭 的施入量为2.5%时的0.174,比不加生物质炭时的 0.161 及生物质炭用量为5%时的0.140 分别高出 7.4%、19.5%。

图 1 不同处理下土壤碳循环酶的综合活性分布 Figure 1 Soil carbon cycle enzymes activity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3.2 不同处理下土壤氧化还原酶的综合酶活性比较

对不同处理下的土壤氧化还原酶活性求几何平 均数,作为衡量土壤中氧化还原酶酶活性综合值的指 标,其计算结果如图 2所示。从图 2 可看出在土壤不 含Cd 时及Cd 的加入量为5 mg·kg-1 时,土壤氧化还 原酶的综合活性均是先升后降。当不加Cd 时,生物 质炭含量为2.5%时,土壤氧化还原酶的活性最高,其 值为0.202,比不加生物质炭时的0.157 及生物质炭 用量为5%时的0.194 分别高出22.52%、3.8%;当土 壤Cd 含量为5 mg·kg-1时,氧化还原酶综合活性指数 最高亦为生物质炭的施入量为2.5%时,其值为0.131, 比不加生物质炭时的0.107 及生物质炭用量为5%时 的0.093 分别高出18.50%、28.90%。

图 2 不同处理下土壤氧化还原酶的综合活性分布 Figure 2 Soil REDOX enzymes activity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3.3 不同处理下土壤质量综合酶的活性比较

对不同处理下的土壤中各种酶活性求几何平均 数,作为衡量土壤质量的综合酶活性指标,其计算结 果如图 3 所示。无论土壤受Cd 污染与否,土壤各种 酶的综合活性指数最高值均为生物质炭的含量为 2.5%。当土壤不加Cd时,生物质炭含量2.5%时的综 合酶活性指数为0.215,比不加生物质炭时的0.184 及生物质炭用量为5%时的0.090 分别高出14.42% 及58.14%;当土壤Cd 添加量为5 mg·kg-1时,生物质 炭含量2.5%时的综合酶活性指数为0.108,比不加生 物质炭时的0.091 及生物质炭用量为5%时的0.077 分别高出16.26%及28.57%。

图 3 不同处理下两类土壤酶的综合活性分布 Figure 3 Integrated active distribution of two classes of soil enzym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3 讨论

重金属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比较常见的有土壤类型、重金属种类、重金属的浓度 以及土壤酶的种类,由以上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得 知,当土壤受Cd 的污染程度一致时,不同类别的酶 随着生物质炭的不同量的添加,其活性有着不同的变 化趋势。这可能是由于生物质炭的强吸附作用,使得 生物质炭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生 物质炭对反应底物的吸附有助于酶促反应的进行而 提高土壤团聚体的酶活性,另一方面,生物质炭对酶 分子的吸附对酶促反应结合位点形成保护,而阻止酶 促反应的进行[16],这就使生物质炭对不同的酶活性所 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Beesley[5]通过向高Cd、高Cu 含 量的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60 d后,土壤毛细管水中 这2种重金属的浓度显著降低,从而使其对土壤酶的 抑制作用也有所下降。本文研究表明,外源有机物料 中生物质炭向土壤中的施入对Cd 污染土壤的酶活 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对其响应最为敏感的酶为FDA 水解酶。当生物质炭施入量为2.5%时,FDA水解酶酶 活从不加Cd 的0.016 8 μg·g-1上升到0.157 μg·g-1,上 升89.17%,这大致是因为土壤中的荧光素二乙酸酯 (FDA)通常能被许多酶如酯酶、蛋白酶、脂肪酶等所 水解而致[17]

土壤中Cd元素的加入对土壤酶活存在着显著的 影响,其中以脲酶、磷酸酶等氧化还原酶类的反应最 为敏感,蔗糖酶次之,且其影响以抑制作用为主。对其 可能的抑制机理分析有:重金属直接作用于酶分子, 使酶的构象发生改变,从而影响酶的活性;重金属抑 制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从而使微生物体内酶的合 成和分泌量减少,进而影响酶的活性;重金属影响到 作物的代谢活力,使根分泌、释放酶的能力受影响[17]。 脲酶是一种对尿素专性较强的酶,它能酶促尿素水解 成氨、二氧化碳和水,其活性反应土壤无机氮的供应 能力;磷酸酶是一种水解酶,能加速有机磷的脱磷速 度,提高土壤磷素有效性,其活性是评价土壤磷素生 物转化方向与强度的指标[18, 19]。从本文的实验结果可 以证明,通常采用脲酶的活性变化作为评价土壤是否 受Cd 污染是合理的,但是,在土壤中Cd 的含量为5 mg·kg-1时,磷酸酶的变化幅度较脲酶更为明显。

由于生物质炭独特的理化性质使得其向土壤中 的施入可以加速土壤中生物化学反应的活跃程度、土 壤微生物的活性以及养分物质的循环状况[20],进而改 变土壤酶的活性。Steiner 等[21]发现通常土壤中生物质 炭的施入量为5%~10%时,土壤呼吸及土壤微生物量 与生物质炭量呈线性关系,而本文通过实验证明,当 生物质炭的施入量为土壤质量比的2.5%时,对Cd 污 染土壤各类酶综合指数的影响均较明显,这可能是正 常土壤与外加Cd处理下的土壤区别所致。牛文静等[8] 研究表明,外源有机物料的施入显著提高了土壤中 200~2 000 μm 和<2 μm 两粒组中酶活性的综合指 数,可见土壤酶活性综合指数可以较好反映土壤生物 学性状,是指示土壤生物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10]。本 实验研究证明外加Cd 处理下,2.5%的生物质炭施入 量提高了土壤酶活性综合指数,比其他2 种处理分别 提高了16.26%、28.57%。可见该用量的生物质炭对Cd 污染土壤酶活性的恢复具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意义。 4 结论

(1)生物质炭对Cd 污染土壤的酶活会产生一定 的恢复效应,其中对其响应较为敏感的有FDA 水解 酶及蛋白酶;土壤中外源镉的添加对土壤酶活存在着 显著抑制作用,其中以脲酶、磷酸酶等氧化还原酶类 的反应最为敏感。

(2)土壤中Cd 的含量为5 mg·kg-1 时,在外源生 物质炭输入下,磷酸酶的变化幅度比其他氧化还原酶 均要高。证明在此情况下磷酸酶对土壤重金属的污染 的响应比普遍认为的脲酶更加敏感。

(3)本实验条件下土壤中的碳循环酶、氧化还原 酶及土壤质量的综合酶活性指标最高均为生物质炭 用量为2.5%,这表明此用量的生物质炭施入可对镉 污染土壤的酶活性起到最好的恢复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怀满.环境土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CHENHuai-man. Environmental soil science[M]. Beijing:SciencePress, 2011.(in Chinese)
[2] 朱庆祥. 生物炭对Pb、Cd 污染土壤的修复试验研究[D]. 重庆: 重庆 大学, 2011:546-589. ZHUQing-xiang. Biochar on theexperimental study ofPb, Cd contami-nated soil restoration[D]. 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 2011:546-589.(in Chinese)
[3] Novak JM, BusscherWJ, Laird DL, et al. Impact of biochar amendment on fertility ofa southeastern coastal plain soil[J]. Soil Science, 2009, 174:105-112.
[4] ONeill B, Grossman J, Tsai MT, et al. Bacter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in Brazilian anthrosols and adjacent soils characterized using culturing and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J]. Microbial Ecology, 2009, 58(1):23-25.
[5] LukeBeesley, Eduardo Moreno-Jimenez, JoseL Gomez-Eyles,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and green waste compost amendments on mobility, bioavailability and toxicity of inorganic and organic contaminants in a mul-ti-element polluted soil[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0, 158:2282-2287.
[6] Chan KY, Van Zwieten VL, Meszaros I, et al. Agronomic value of greenwaste biochar as a soil amendment[J]. Soil Research, 2007, 45(8):629-634.
[7] 刘姣, 曹靖, 南忠仁,等.白银市郊区重金属复合污染对土壤酶 活性的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46(5):38-42. LIUJiao, CAOJing, NANZhong-ren, et al. The compound pollution of heavy metals on soil enzymeactivity influence in Baiyin suburb[J]. Jour-nal ofLanzhou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Edition), 2010, 46(5):38-42.(in Chinese)
[8] 牛文静, 李恋卿,潘根兴,等.太湖地区水稻不同粒级团聚体中酶活 性对长期施肥的响应[J]. 应用生态学报, 2009, 20(9):2181-2186. NIUWen-jing, LILian-qing, PANGen-xing, et al. TheTaihuLake re-gion of riceenzymeactivity in different graded aggregate response to long-termfertilization[J]. Journal ofApplied Ecology, 2009, 20(9):2181-2186.(in Chinese)
[9] 罗泽娇,张随成. 简易气量法测试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研究[J].地 质科技情报, 2005, 24(4):87-90. LUOZe-jiao, ZHANGSui-cheng. Simple gas method study to test the soil catalaseactivity[J]. Journal ofGeological Science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2005, 24(4):87-90.(in Chinese)
[10] 崔娜, 张玉龙, 曲波, 等. 保水剂对苗期番茄根际土壤微生物 数量及土壤酶活性的影响[J]. 北方园艺, 2010(23):24-26. CUINa, ZHANGYu-long, QUBo, et al. Super absorbent polymers in seedling stage tomato rhizosphere soil microorganism quantity and soil enzymeactivity[J]. North Gardening, 2010(23):24-26.(in Chinese)
[11] 郭文娟, 梁学峰, 林大松, 等. 土壤重金属钝化修复剂生物炭对镉 的吸附特性研究[J].环境科学, 2013, 34(9):3716-3721. GUOWen-juan, LIANGXue-feng, LINDa-song, et al. The study of passivation biochar repair agent on the soil heavy metal cadmium ad-sorption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3, 34 (9):3716-3721.(in Chinese)
[12] 陈晓博.生物炭环境效应和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中的应用[J]. 北方 环境, 2013(6):65-68. CHENXiao-bo. Biochar environmental effect and applica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J]. Journal ofNorthern Environments, 2013(6):65-68.(in Chinese)
[13] 徐楠楠, 林大松,徐应明,等.生物炭在土壤改良和重金属污染治理 中的应用[J]. 农业环境与发展, 2013, 30(4):29-34. XUNan-nan, LINDa-song, XUYing-ming, et al. Theapplication of biochar in soil improvement and heavy metal pollution[J]. Journal of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2013,30(4):29-34.(inChinese)
[14] 周玮,周运超,鲁秦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石灰土土壤团聚体 与土壤酶活性的关系[J].水土保持通报, 2011, 31(5):59-65. ZHOUWei, ZHOUYun-chao, LUQin-an. The calcareous soil under different land utilization way soil aggregate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enzymeactivity[J]. Journal of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1, 31(5):59-65.(in Chinese)
[15] Ruiz RG, O choaV, H inojosaMB, et al. Suitability ofenzymeactivi-ties for the monitoring of soil quality improvement in organic agricul-tural system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8, 40:2137-2145.
[16] 黄剑.生物质炭对土壤微生物量及土壤酶的影响研究[D].北京:中 国农业科学院, 2013:309-324. HUANGJian. The research of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soil enzyme[D]. Beijing:ChineseAcademy of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3:309-324.(in Chinese)
[17] 黄占斌, 张彤, 彭丽成, 等. 重金属Pb、Cd 污染对土壤酶活性的 影响[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0:3824-3828. HUANGZhan-bin, ZHANGTong, PENGLi-cheng, et al. Heavy met-als ofPb and Cd pollution on soil enzymeactivity[C]. ChinaEnviron-mental ScienceSociety, Academic Essays, 2010:3824-3828.(in Chinese)
[18] Solaiman ZM, Blackwell P, Abbott LK, et al. Direct and residual effect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mycorrhizal root colonisation, growth and nu-trition of wheat[J]. Soil Research, 2010, 48:546-554.
[19] Taketani RG, Tsai SM.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and uses on the structure ofarchaeal communities in Amazonian anthrosols based on 16S rRNAand amoA genes[J]. Microbial Ecology, 2010, 59:734-743.
[20] 周桂玉,窦森,刘世杰.生物质炭结构性质及其对土壤有效养分 和腐殖质组成的影响[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1, 30(10):2075-2080. ZHOUGui-yu, DOUSen, LIUShi-jie, et al. Biomass carbon structural properties and its effects on soil available nutrients and humus compo-sition[J]. Journal of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1, 30(10):2075-2080.(in Chinese)
[21] Steiner C, Glaser B, TeixeiraWG. Nitrogen retention and plant uptake on a highly weathered central Amazonian ferralsol ammended with com-post and charcoal[J]. Journal ofPlant Nutrition and Soil Science, 2008, 171(6):893-899.